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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、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。
1929年2月19日,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,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。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,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。鲁涤平措手不及,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,桂军控制了湖南。至此,桂系占据了两湖,接通了广西,势成能攻能守、可进可退,要与较量一番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湘案”。
消灭白崇禧部的办法是,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,起用唐生智,驱逐白崇禧。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、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。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,又想向西北发展,这引起部下的不满。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,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。抓住这个矛盾,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。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,派人向表示竭诚拥护中央。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,还赏以巨款,并促其立即北上平、津,收回旧部。
此时蒋、桂之战已在弦上,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,配合李宗仁部攻蒋。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,并到处张贴“打倒桂系!”“打倒白崇禧!”“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”等标语。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、天津的火车车厢上。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,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。
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,受到旧部的欢迎。3月ZI日宣布讨伐白崇禧,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。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设立总指挥部。扶唐倒自计划完全实现了,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。
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,在广东做官。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。广东财力充裕,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。广西较穷,士兵勇敢。李济深利用乡士关系,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。广东支援广西经费,广西支援粤省兵力。李宗仁、白崇禧带兵远离广西之后,李济深与黄绍密切配合,使无法插手两广。要消灭桂系,不拆散粤、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,因此,阴谋暗算李济深。
李济深本不想来南京参加三全大会。以人格担保,特派吴稚晖、张人杰、蔡元培、李石曾四大国民党元老请李到南京来调停湘案。李济深信以为真。不料在3月21日晨,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,关押在汤山俱乐部。3月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,又派兵去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。全国编遣会议后,到处阅兵、演习,向地方实力派示威,李济深曾为此电责。因而对李怀恨在心。
无理扣押李济深,引起各方面强烈不满。帮助劝说李济深入京的吴稚晖和张人杰,首先怒气冲冲地跑到的面前斥责他的暴行,然后他两人搬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,以表示抗议。蔡元培、李石曾也谴责毫无信义。广东将领群情激奋,蒋光鼎、蔡廷锴等人联名致电,强烈要求立即恢复李济深的自由。又电邀黄绍宏到广州商议对策。但这时已派粤籍将领陈铭枢、陈济棠二人到粤活动,说服粤省将领服从中央。二陈以貌似公允的两面派手法,用避免牵人战争为理由,把桂系孤立起来。随后,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。陈济棠从此主宰了广东。
蒋桂战起,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,3月29日,阎锡山发表通电,响应的讨伐令。四川的刘湘为防止以追击桂系为名进入四川,也声明讨桂。
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,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,桂系曾请冯协助反蒋,冯满口应允。蒋许给冯行政院长职位,冯为利所动,答应出兵14万助蒋讨桂。但冯在兵下徐州时,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,却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,只印“贪赃枉法、横征暴敛、屠杀民众,迫害青年”之类的罪名。他的用意是蒋、桂谁败,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字,并企图先于占领武汉。冯玉祥的这种态度,不仅害了桂系,自己也遭到的暗算,受到双方责难。
于3月29日亲自担任总司令,到九江指挥作战,讨伐桂系。何应钦任参谋总长。共出动3个军:刘峙的第1军,朱绍良的第2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,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。
然而,最拿手的办法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。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,不可能没有矛盾。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,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,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,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。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,见效甚快。
蒋桂战起之时,李宗仁从上海返回广西,白崇禧正从塘沽逃往广西途中,黄绍宏坐镇广西,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。武汉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。这时李明瑞和杨腾辉已被买通。同时又通过朱培德争取张发奎,任命张为第1路军右翼军总指挥·,任务是叫张发奎抢在冯玉祥的前面占领武汉。手令: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军军长,拨发该部给养70万元,并应允事成之后:湘省一切要请芸樵(何键字)负责。何键立即发电表示“竭诚拥护”中央。就这样,蒋、桂未经交战,桂系占据的湖北、湖南两省,从地方到军队,都已被分化瓦解了。的侍从副官郑介民在武汉市内指挥蒋系的特务,已经做好了内应的安排。4月6日,到达武汉,他宣布:“兵不血刃而定武汉。”因为李明瑞带部队脱离了战斗,桂军几乎不战自退了。冯玉祥先于蒋而人武汉的幻想也破灭了。
进入武汉之后,封官犒赏,发给李明瑞部大批现金。又在武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,大骂叛逆。耀武扬威,不可一世。还在武汉单独召开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,蒋氏夫妇“盛情”款待,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职,并赠数十万巨款,开始作瓦解冯部的工作。
从武汉败下来的桂系第4集团军的残部,在胡宗驿、陶钧、夏威的带领下,退到鄂西,想联络四川军阀杨森。岂能容他们在鄂西立足,他命张发奎、朱绍良、夏斗寅部追击,同时发出招抚桂系的《告桂系军队书》,称:“官兵如带械归来,各赏洋五元;官兵如为待手来归的一律收容;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,必得重赏官级。杀了你连排长,赏银百元官升一级;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,升二级;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,赏银五千元,升三级。于是,胡、陶、夏三人顶不住的武力与金钱双管齐下的手段,三人同时宣布下野,部队听候改编。桂系第4集团军至此全部瓦解。
“彻底铲除”桂系的战争是从5月5日开始的。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,他又从武汉跑到长沙督战。此前也曾诱迫过黄绍宏叛桂投蒋,但黄未能听命。
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绍宏在的紧逼之下,决定争取主动,以攻为守。在向广西进攻的同一天,5月5日,李宗仁在梧州打起“护党救国军”的旗号,由白崇禧、黄绍宏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,企图对粤作战取胜后打开新局面。李宗仁则去香港联系其他反蒋力量。5月21日,粤、桂军在广东白念进行血战,桂军失败,退回广西。白、黄在广西虽反复作战,但无力抵挡从四面八方调来攻桂的军队,6月,白崇宏、黄绍宏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,待机再起。
铲除桂系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段,引起国民党各派系的极大震动,并感到惊恐。迫使他们各寻出路:或者奋起反抗,或者委身投靠,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左右去逢迎。
倒桂得手之后,他极力拉拢阎锡山,加紧攻击冯玉祥,采用的仍是各个击破的策略。
冯玉祥本想利用蒋、桂之战,抢先占领武汉。但被所窥见,早有了防备。冯玉祥的打算落空,还增加了对冯玉祥的怨恨,使蒋、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。占领武汉之后,立即调集了主力部队,准备进兵河南、山东,对冯系作战。
为了铲除冯系,使出了全身的解数。首先,他开始大肆收买冯的部将。在武汉已把冯玉祥的老部下、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收买。接着又派人到襄樊,给石友三送去几十万元,进行收买。石友三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,立即答应听从的指挥。后来,又用同样的办法,收买了刘镇华、马鸿逵等部将叛冯附蒋。西北军在的瓦解下发生了激烈的分化。其次,广泛散布谣言,制造冯玉祥勾结苏联、要南攻并向山西发展打击阎锡山的舆论,挑拨冯、阎关系,使阎锡山半信半疑。再次,企图诱骗冯玉祥入京,使西北军群龙无首。当时,蒋接连电请冯玉祥人京供职。冯玉祥明确表示他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“恐为李济深第二”。同时冯玉样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,决定武装反蒋,冯自任“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”,要求各部收缩兵力,缩短战线,冯军从山东、河南一律撤至潼关集结,迎击蒋军。冯军西撤之时,将归德至马牧集段13座桥梁炸毁以阻止蒋军运兵。
5月8日,国民政治会议推为主席,23日,国民常委会决议,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,永远开除党籍,下令查办。在这之后,国民发表的各项文告中,称冯玉祥为“统一之梗”,“破坏革命”,“阴险成性”,“反复无党”,“勾结苏俄”,“背叛党国”,总之是“十恶不赦”。对他这位“死生不渝如胞兄”的冯玉祥,大有寝皮食肉而后快之意。文的、武的、正面进攻与内部瓦解一齐向冯玉祥的西北军打过去,使冯玉祥的处境十分困难。
冯玉祥对的强大压力,不敢贸然迎战,他突然宣布:“自5月27日起,所有各处电文,一概谢绝,从此人山读书,遂我初衷。”冯玉祥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。目的是使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,以保存实力,然后冯设法拉阎反蒋。冯玉祥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,的武力进攻暂时停止了。但是,战场上的争斗立即转变为一场曲曲折折的蒋、冯、阎之间纵横的政治斗争。
阎锡山在蒋、冯冲突中,既媚蒋任冯,又拉冯抗蒋。媚蒋压冯,是想借蒋之力把西北军挤出豫、陕、他好称王北中国;拉冯抗蒋,是为了在面前抬高身价,阻止进攻晋系。为了各个击破,紧紧拉住阎锡山先把冯玉祥赶下台,然后只剩下晋系就好收拾了。冯玉祥要想抗拒,必须联合晋系方能立足。这就是此时蒋、冯、阎三角关系的微妙之处。
6月7日,致电阎锡山,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,逼迫冯玉祥出洋,冯玉祥只“入山读书”是不行的。阎锡山表示不主张内战,提倡和平解决。并扬言他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。随后,他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,到日本安排住处,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。阎锡山曾多次邀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反蒋大计,但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,不敢贸然入晋。冯看到阎的上述举动,消除了冯的怀疑。阎又派冯玉祥敬重的老友李书城向冯说项,冯玉祥即决心人晋。6月ZI日,冯玉祥为了表示诚意,特带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,从华阴山动身去山西,于24日到达太原,受到阎锡山的热情接待。
冯玉祥到山西后,阎锡山并不认真地与冯商讨反蒋大计,却派人四处活动,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,似乎阎、冯即刻就要手拉手起身出洋了。这下可急坏了。果真冯、阎并肩出洋,无疑是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,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了。于是又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,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。阎锡山对蒋的委任不加可否,却又以更强硬的态度向提出,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,如果中央不批准,则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。又急忙致电挽留阎锡山,并决定自己屈尊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。这无形中使阎身价倍增。
6月25日,到达北平,他要尽全力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。6月27日,派吴稚晖、赵戴文、孔祥熙三人,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,请阎锡山赴北平与蒋商讨处理西北善后事宜。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,一面随同吴稚晖等人于6月30日来到北平。蒋、阎在北平经密谈,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,阎的地位在军队中途提高到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了。阎锡山答应尽快解决西北军,蒋、阎达成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秘密协议。这时,阎锡山的阴谋才暴露出来。他是先把冯玉祥骗到太原,手握冯这张王牌与讨价还价,一直要到在北平许他任副总司令,价码才算要足了。
阎锡山于7月2日突然“得病”住进了医院,闭门谢客。7月4日他又退了去日本的船票。从此,阎锡山对冯玉祥也改变了态度。
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,将冯玉祥诱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。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,使冯与外界隔绝。
阎锡山背信弃义的行为,受到其他派系的谴责。说服冯玉祥人晋的李书城搬进建安村与冯玉祥同住,表示对阎锡山的抗议。
冯玉祥被阎锡山出卖,噬脐莫及,却又不甘心坐以待毙。他已知蒋、阎有了新的交易,也不露声色,只想设法拆散蒋、阎的勾结,以寻出路。他在软禁之中,设法授意留陕主持西北军的宋哲元,要他绕开阎锡山,直接与南京政府接通关系,向靠拢。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恨。冯玉祥被扣在建安村,军饷无法解决。西北本属贫脊地区,穷困万状,亟待接济。他们得到冯玉祥的指令之后,感到靠拢南京也是一条出路。于是,西北军在7月中旬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,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,要求接济军饷。认为西北军向他屈服了,瓦解冯系已经不需要借助阎锡山了。狡猾的不知自己中了冯玉祥韬晦之计,于是,他派于右任、贺耀祖到西安宣慰与点编冯玉祥的部队,安抚冯的部将,供应军饷。为了笼络西北军将领,下令把已经被免职的鹿钟麟、薛笃粥、熊斌、唐悦良等人又请回南京。亲自召见、宴请。8月17日特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。8月22日又任命冯的另一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。从此,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密切了。
1929年8月,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,阎锡山开始感到他自身也难保了。冯系靠拢,更使他狐疑。他猜想蒋、冯可能已有新的交易,下一步将是蒋、冯联合起来对付晋系。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方针有些失策,为了摆脱困境,他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道路。
中秋节之夜,阎锡山亲往建安村,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,提出联合反蒋。冯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拢,本为拆散蒋、阎联盟。冯见目的已经达到,遂欣然向阎锡山表示,愿摒弃前嫌,合作反蒋。9月26日,阎、冯同游五台山,以示重归于好。
这次冯间发动反蒋战争,采取的办法是: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,指示西北军的宋哲元、孙良诚领衔发动反蒋。冯躲在幕后,以留回旋之地。西北军先发动战争,并拥戴阎锡山为首领,然后晋军再起而响应,共同反蒋。
10月9日,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、冯玉祥,列举蒋之罪状,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。阎、冯即于10月10日复宋哲元等一电,称:“应从长计议,以求政治趋人正轨,仍望先行切实编遣,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,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。”宋哲元与阎、冯电报往来的目的,是要造成阎、冯与此次反蒋无关的假象,以掩护他们在幕后的坐镇指挥。
1929年10月10日,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、联合发表拥戴冯、阎,讨伐的通电。
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,所开列蒋之罪状均为事实,有一定的号召力。西北军兵分三路,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。但却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,就被打败了,原因何在?主要有三方面:
一、在财力、物力、兵力上都占优势。宋子文在宁、沪。浙一带筹集军饷,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来打内战,因为中央掌握国库,财力充足。组织的慰劳队,带着20万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。而西北军穷得不能按月关饷。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装备,武器充足。还有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。以嫡系军队为骨干,还有许多投靠他的杂牌军,兵力也超过西北军。
二、在政治策略上也压倒了西北军。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混战,本无正义可言。宋哲元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,但是,回敬了一篇《告全国将士书》,称西北军“本属利害结合,封建集团。只知有集团,不知有国家,只知有利害,不知有主义”。“此种封建集团,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-一日不能成功”。宋哲元等对的责骂也无法回答。
三、西北军内部不团结。冯玉祥不在军中,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,互不相让,互不服气,指挥不能统一,作战各行其事,因而削弱了战斗力。
然而,这次西北军反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再一次背信弃义。
事先讲好的是冯、阎共同反蒋,否则冯玉祥不会单方贸然发动反蒋的。宋哲元等出于对阎锡山卖友求荣的痛恨,没有按原来的约定推戴阎锡山为首领,只是笼统地提出拥护冯、阎。因此,西北军发动之后,阎锡山按兵不动,使西北军孤军作战。看到冯、阎的裂痕,立即采取拉拢阎锡山、孤立冯系的策略。10月11日,南京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,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。10月28日,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。10月31日,特派何应钦、方本仁等到太原,代表与阎锡山勾结。11月5日,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。同时在北平、太原等地召开“讨逆大会”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。阎、冯再次分离,蒋、阎重又勾结。随后晋系对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。战败而又彻底孤立了的西北军退回陕西,固守陕县、潼关一带。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。
1929年,国民党各派系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漩涡,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,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。的日子很不好过,他不得不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,谋划对策。商讨结果,认定,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只要拉住阎、张,反对改组派,各实力派之乱则不难平复。于是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拉张学良,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。张学良在吴铁城的说服下表示支持。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。本已表示支持改组派的阎锡山,害怕奉军入关,自己受到蒋、奉的夹击,转而支持。于是,阎、张联合发表通电,“毅然决然拥护中央”,反对改组派。这时,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的“护党救国军”,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。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,配合蒋军攻打唐生智。1930年1月,唐生智溃败,通电下野。石友三重新投降。国民党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。
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30年代,但由于反蒋派实力犹存,而且并未屈服,所以,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。
1930年元旦给南京政府带来的不是“福音”,而是严重的危机。虽然因接连战胜对手而趾高气扬,却并不能使危机有所缓和。
首先是政治危机。的和国民党的统治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,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国***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;而国民党政权的迅速腐败与“恶化”,恰恰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。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,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扩大,红军在发展。中心城市的工人、学生、青年和妇女等革命运动也在中国***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。1927年以后的那种沉闷、压抑的状况,已经有了根本改变,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,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,这是南京政府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。
此外,国民党派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。反蒋派的实力犹存。阎锡山、冯玉祥的手中握有50万大军,为此昼夜不安。改组派继续串连反蒋,频繁活动,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堕落到处作反蒋宣传,给蒋的国民造成了不小的威胁。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。
其次是外交危机。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,引起中俄武装冲突。不仅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,而且与苏联的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,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协议。所搞的裁赃陷害冯玉祥的把戏,到头来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
最后还有财政危机。连年不断的内战和长时期的边界冲突耗资巨大,榨干了人民的血汁。更为严重的是,宋子文等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,把中国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中。1929年,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,金价猛涨、银价狂跌,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严重贬值。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收购白银,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,以维持中国的现行货币。美国靠中国廉价的白银减少了损失,却使中国陷人了“民生凋敝、国库空虚”的境地中,民怨沸腾,一时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。
财政危机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问题,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,他绞尽脑汁,还是要从强化南京统治上耍花招,提出所谓“刷新政治”,“增进政治效率”,加速全国统一等项措施,企图压缩开支,消极节流。而且他的“节流”办法也仅只是“紧缩”。即紧缩编制、机构、裁减兵员等。但是,蒋系的军事编制不缩,蒋系的御用机构不减;收养的鸡鸣狗盗之徒,不仅一个也不裁,还要派往各地去当官。对其他派系,则以“国库空虚”为理由,以“实行紧缩”为借口,要求他们迅速按编遣方案缩编。在未实现缩编之前,则拖欠或停发非嫡系部队的军饷。还多次下令,调各实力派的部队到指定地区点编,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校受训。他企图通过这些办法,使各实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里。为了摆出“紧缩”的样子给人看,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,“精减”了部分无用的雇员。各实力派为了应付,也照样办理,这样,导致兵变蜂起,化兵为匪到处害人,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除此之外,又借口国库空虚与国家不统一密切相关,强令地方必须服从中央,并以武力相威胁。这样一来,国民党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,那些尚未公开反蒋的实力派也惴惴不安起来。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,只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,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。
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,首先是从蒋、阎之间的争吵开始的。
多年以来,蒋、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,这是由于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投机习性所造成的。阎锡山曾多次与合作,但又多次破裂。桂系、冯系、唐系都先后受到的致命打击,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,安然回旋于各实力派之间,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。以往的经验证明,要利用他时,就给他一些利益,但往往过了河就拆桥,使阎空欢喜一场。如为了笼络晋系,曾把平津地区划归阎锡山治理,但平、津换旗后仅半年,到1929年1月,即派宋子文到北平,以划分“国税”和“地方税”为名,将平、津的税收归为“国有”也即“蒋有”。阎锡山忍气吞声服从了这个安排,同时向宋子文提出,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发给,以此作为让出平、津“国税”的交换条件。宋子文表面上答应了,但只发了一个月的军饷,此后就再也不发了。阎锡山知道上了当,便申请发行省公债3千万元,以抵补北伐时山西银行垫付的3千万元军费,却没有批准。阎认为这是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晋系,为此,一直气愤不已。国民党军占领平、津后,在国民党的内争中,阎多次帮了的忙。但蒋对阎却只有利用而从不信任。阎亲自率兵到河南助蒋灭唐,蒋又自食诺言,没有把河南给阎,而是任命韩复第为河南省主席,又委任王金钰为安徽省主席,马鸿逵为皖南剿匪总指挥。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北调,集中于徐州、蚌埠,并在河南驻扎重兵。这种态势,无疑是为了防备晋系与西北军,使晋军不能在河南立足。阎的如意算盘落空,无可奈何地将晋军撤回原防地。屡屡遭到的算计,使阎锡山看出,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轮到自己头上了。这样,在拥蒋还是反蒋的问题上,阎锡山不得不尽快作出抉择了。
1930年1月16日,阎锡山回到太原,随后,吴铁城即衔蒋之命从北平赶来,为贯彻蒋的“刷新政治”方针,请阎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。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,而是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,阎锡山明白的用心,他不愿意再表示沉默。1月22日,阎锡山在太原补行了就职宣誓仪式,借机发表了对抗的演说,提出要建立“整个的党,统一的国”,反对把持中央大权,指责造成了党的分裂、国家的分裂。一面继续调兵遣将,对晋阎武装示威,一面公开向阎发出警告。2月9日,向阎发出电报,称“武力平定两广,极为有把握”,并特请赵戴文早日返京。面对的威胁与恐吓,阎锡山也不示弱*日即回蒋一复电。以此为发端,南京、太原之间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电报论战,间以谈话、文告相辅,互相责骂,喋喋不休。蒋、阎的电报争论展开之后,’双方的阵线逐渐明朗。反蒋各派纷纷通电,表示拥护阎锡山。拥蒋的军人政客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为摇旗呐喊。在他的控制区掀起大规模的声讨阎锡山的运动;阎锡山也在自己的辖区内召开讨蒋大会,查封蒋记中央主持的各地方党部与报刊;以眼还眼,以牙还牙。蒋、阎论争,使阎锡山与改组派的关系亲密起来了。阎锡山否认南京国民的合法性,就必须树一个“合法”中央才能与蒋记中央相对抗。为此,阎需要得到改组派与西山派的帮助。改组派在南方相继失败,他们军事投机的本钱输得差不多了,只好向北方的阎、冯找出路。同时,由于袭击了改组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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